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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盖小说网 > 现代文学 > 铁与犁 作者:余杰 | 书号:12913 时间:2015/5/19 字数:9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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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 ![]() ![]()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 ![]() ![]() ![]() ![]()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 ![]()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 ![]() ![]() ![]() ![]() ![]()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 ![]()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 ![]() ![]()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 ![]()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 ![]() ![]() ![]() ![]() ![]()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 ![]() ![]() ![]()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 ![]() 这种特有的“ ![]() ![]()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 ![]() ![]() ![]() 在《朝 ![]()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 ![]() ![]() ![]() ![]() ![]() ![]() 在 ![]() 世界大战中, ![]()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 ![]() ![]() ![]() ![]() ![]() ![]() ![]()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 ![]() ![]() ![]() ![]() ![]() ![]() ![]()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书中,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对日本的文化和国民 ![]() 在日本,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们并不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象力过于贫乏。还有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与人的交流仅仅看作信息的 ![]()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 ![]()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 ![]() ![]() ![]() 在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之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师、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曾经这样写道:“南京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日本国民自身的侮辱。深知伦理道德的尊严,却放弃了一切责任,将伦理道德视为护身符一样珍惜的国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溃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 ![]() 在 ![]() 自民 ![]()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 ![]() ![]()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 ![]() ![]() ![]()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 ![]()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战后日本采取的态度与有同样处境的德国相比,对比鲜明。战后德国毫不犹豫地彻底地进行了反省、认罪,并且对受害国家给予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从小学开始,德国就讲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国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这些做法与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为我们未能同日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遗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彻底清算过去的基础上,早 ![]() ![]()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 世纪之 ![]() ![]() ![]() ![]() ![]() ![]() ![]()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荣。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过,地球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精神上的饥饿。有多少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精神上的饥饿呢?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 ![]() ![]()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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