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严肃的,人生也是可悲的,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下,人生显得那么浅薄,有时候竟完完全全是一场闹剧!好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丑,仍人耍弄,可悲可笑!可气可恼!
沙河之灾。
沙河是四川省金堂县人,我是四川广汉县人,两处相隔不过50华里,算得上是老乡。但我和他非亲非故,毫无瓜葛。 沙河是诗人,我很少读诗,根本不懂诗;我对诗人不崇拜,不模仿,兴味十二万分地索然。我与 沙河——按说,是“与”不起来的,但是“我与 沙河”却决定了我的整个青春,我的大半生的命运!
1957年 ,浦熙修女士发表在《文汇报》的《 沙河事件》。我读了,无端地激动起来。也许是文章写得好,有相当的扇动力;也许“ 沙河”这三个字,吸引了我;也许 沙河是我的故乡人,是的,1957年,从四川来到北京已经整整三个 秋,我是那么怀旧,那么思念四川。人到了外面的世界,才觉得家乡什么都好,家乡的草草木木,家乡的一砖一瓦,点点滴滴我都十分缱绻,十分怀念。我意念中的 沙河,是一个白净脸面、略微羞涩,而有些倔强的青年,此刻正焦头烂额,受到围攻,孤立无援。他多么需要安慰和援助啊!我想。
恰正成都12中,我母校的班主任老师潘森林,来信说:“同学那么多在北京,我不能一一都回信,我只给你一个人写信。”并附上他女儿的照片,他女儿坐在小竹椅上,照片至今留存。说:这是我女儿的照片,你们毕业时,她刚出生,现在她已经三周岁了。”又说:“见到我女儿,你应当想起母校!”一时,我受宠若惊,感慨万端!
成都12中,就是川大附中,是格调不低的学校,我是1952年 季统考分来的(在此之前,中小学 秋两季都招生)。我的年岁较小,淘气逞娇,很不驯服(1997年,同学重聚蓉城时,都慨叹我的“个性”!),常常惹恼班干部,惹得班主任潘森林,大动肝火,拍桌子瞪眼!多少次不公平的批评,甚至羞辱!其实我父亲是开明开明士绅,县人民代表,我就不懂得在班里宣传宣传,只说家庭成分“地主”毕业鉴定,潘森林给我的多是贬辞, 行是“丙等”当时我还不懂得,毕业鉴定,对于个人前途、升学是多么地至关重要!川大附中的老师同学,并不是不喜欢我,上课提问,几乎每个老师都最喜欢叫到我,老师的微笑点头赞许,给了我多少鼓励和愉快!每次班集会,全班同学都鼓掌![](pingguo/huan.jpg) 我唱歌…高中毕业后,多少封追逐我的,求爱的信!
1997年,我再次出现在成都时,母校的同学老师都惊叹说“一个已死去的同学复活了”而受到热烈的![](pingguo/huan.jpg) 和招待!当年的教导主任黄黎扬老师,西服革履地来了…
当时的课间,总是歌声不断。班里有人拉得一手好胡琴。胡琴一响,全班都要唱歌,我是带头最爱唱歌的。
成都12中,地处三瓦窑,一条弯弯的小河包围着学校。晚饭后同学三五成群漫步在小河边,谈心、嬉戏。毕业前夕,河里有一只木船,课余,我们全班都挤上小木船,同学程一川,用一 大竹竿撑着划着,就这样从学校划到三瓦窑,从三瓦窑划到学校。大家唱着歌,拍着手,大声地嬉笑、叫喊!真是无尽的乐趣,舒心到了极点!我喜欢高挽 脚,坐在船舷边,把脚泡在水里,不少同学也都把脚泡在水里…
三年以后,我已在北京18中当了教师,三年以后,我已年满19岁,成年人了。但我仍旧 醉于我的成都12中,我的三瓦窑,我的中学生生活,觉得我还是那么天真烂漫,那么爱唱歌,爱游戏,爱淘气,爱惹人生气。
我给班主任潘森林写回信,不知怎么,信手就写了 沙河。写后,也就忘记得干干净净。
“反右”运动来了,我还一片天真,认为自己是最拥护 主席的。那年暑假,学生正在试考时,我提前回了四川。暑期还没结束,学校电汇40元,叫我立即返京。回到北京18中,感觉异样,人人都和我疏远,冷眼瞅着我。接着是 支部找我谈话,让我接受批斗, 待问题。 待什么?我有什么?校长曹丐,说:“这是群众的意见,我不能压制群众!”开会前,已被斗的高挥,告诫我说:“要开你的会了,实事求是,说过的话承认,没有说过的,坚决不承认!”高挥13岁参加革命,17岁在上海搞过大学生运动,参加过淮海战役,参加过渡江,最早在文工团,后上工农速成中学。因父亲在台湾,肃反时被斗。她对共产 的运动见识过,不像我那么幼稚无知。
当时,北京市人事局一位干部,下放到18中当教导主任,她名叫黄秀琴25岁,18岁入 ,出身好。一见我和高挥挨斗,惊住了。刚开完斗争会,就站在教室门口,她拉着我和高挥的手,愤 地说:“学校怎么搞的?反右反在了两个小姑娘头上了?我们人事局就不是这样…”高挥当即哭了。以后黄秀琴一直对我很好。我被发配农村劳动,每次回学校领取工资,她都热情地帮忙我,我借阅图书或上会计室,她跟上跟下。会计最爱刁难我,不马上给我钱,让我等。黄秀琴就立即责令会计快给我工资,说“人家大老远地跑来…”她后来调任北京市东铁匠营一中书记,一直到退休。但我却未去看望过她,尽管我一直惦记着她,感激她。最近高挥和我联系上了,她说,她专程去过黄秀琴家探望。高挥现是离休干部,离休前任职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
批判斗争我的内容,都是说这部电影好,那部电影不好,这本书好,那本书不好,这个作家好,那个作家不好,而我爱看的书和电影,喜欢的作家,偏偏都是封资修的,是反动的。当然,还有——当时《人民 报》连载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读后,我说过“斯大林真残暴!”这是批判斗争我的重点。
一次、二次,第三次斗争会时,突然让我 待和 沙河的关系, 待为什么和《草木篇》共鸣?我完全傻眼了,什么 沙河?我不认识,能和他有什么关系?什么《草木篇》,我根本没有读过。在群情愤 的场面,我若坚持说没有读过《草木篇》不认识 沙河,那就是态度不好,不老实!我若说读过并有所共鸣,那就是赫然一条罪状!我该怎么办呀!
我咬紧牙关, 沙河不认识,《草木篇》没有读过!我刚表了态,就是一片震耳 聋的“打倒”之声。接着便宣读,春天我给母校班主任潘森林的信。什么“我热血沸腾”什么“ 沙河无辜”什么“我要回四川安慰 沙河”… 了,全 套了!我竟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是信纸拍在了我面前!满纸的 沙河,真真确确是我写的呀!因为这封信,我的右派升级了!是的“宠爱我”的班主任老师,揭发了我,远天远地,巴巴地从成都寄信来揭发我!在潘森林,是立功了,大义灭亲嘛!革命义举嘛!在我,却是灭顶之灾!永世不得翻身!
这就是现实!严酷的现实!
不久,在北京市南苑区全区中小学教师反右斗争总结会上,区委张书记亲自点了我的名。区委张书记和我同姓张,40多岁年纪,人很瘦,屈背弯 的,河南口音。那一天,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站在临窗的高台上,就那么躬着背,比划着,声音并不响亮,却是字字句句,石头般沉重地砸在我的心坎上。真是一字一颤抖,他讲话的每字每句,都有很强的穿透力,直刺得我血 模糊,不分东西!
“ 沙河,”他说,两只手臂就那么伸出去,再用力一收,仿佛要把 沙河从四川抓来北京批斗!“大右派分子 沙河!就在这里,”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降低声音道:“就在我们南苑区,竟有人同情他,可见 毒之广之深!说什么‘我要回四川安慰他’安慰 沙河!这不是右派感情是什么? 沙河的《草木篇》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是大毒草!和大毒草共鸣,和大右派沆瀣一气,臭味相投,这样的人能不算右派吗?”他的话音刚落“打倒大右派分子 沙河!”、“打倒《章木篇》!”、“打倒 沙河在北京的代表!”的口号声,响彻大礼堂!一时间,我竟成了 沙河在北京的代表!,对《草木篇》的声讨,竟冲着我来了!
区委书记讲完话,我的右派升了级,处分加重了。右派最后定 宣布处分时,高挥是六类,免于行政处分,我是四类,情节严重,监督劳动!
那天从南苑回到学校,我又遭到了穷追猛打,说我“人小鬼大,狡滑透顶。”批斗会上的口号升级为:“开除她!”、“ 毙她!”火力之猛,前所未有!
从此 沙河就成了我的影子,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所有的组织谈话,大小斗争会,都离不开“ 沙河”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
4/4/07写于东高地。1/16/0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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